[45]参见前注[10]，崔靖梓文。

所幸的是，沈春耀同样一身二任，既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又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备案审查报告可表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备案审查工作的参与。法规备案审查室认为，杭州市制定的《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其规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与《行政处罚法》相冲突，属于下位法违反了上位法。

废止通常是对已经过时的、不适应情势变化的，以及与修改后的上位法不一致的规范性文件的终止。第三种观点认为，备案审查制度是一种立法监督[15]。三是宪法第99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不属于宪法实施监督，而属于立法监督。由于制定主体不合法，因而属于违背反法定程序。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J].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9（1）：327.报告中的内容表述与实际的审查范围不完全相符，实际的审查除前述规定外，还包括经济特区的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

例如，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由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根据《宪法》第67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此即为尊重宪法[29]。1983年，彭真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怎么工作》一文中指出：专门委员会是工作机关，不是最后决定问题的权力机关。但是，在近来的实务上，越权诉讼虽然一直被定位于客观诉讼，但在其制度形成和运用中，也比以前更能看到反映着保护和实现私人在实体法上权利、解决实体法上纠纷的观点。

但是，在根据具体判断是否存在权利、有无违法性来思考时，这里所说的私人权利，与作为权利对象之国家机关所作行为的合法性、违法性在内容上是如何关联的，却未必清楚。不过，要求合法行政行为的权利，其构成与巴泰勒米是一样的，也有与其学说相同的问题。法国主导性的见解认为，越权诉讼是客观诉讼。在这一趋势中，就浮现出如何在法上理解、表达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问题。

该文献虽是《行政案件诉讼法》制定前的文献，但却是经典文献。[56]详见山本隆司「行政の主体」磯部力=小早川光郎=芝池義一編『行政法の新構想Ⅰ——行政法の基礎理論』(有斐閣、2011年)108頁以下。

[1]最判2002年7月9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6巻6号1134頁等。(四)公权论视野扩大的可能性 近来的学说着重强调发挥法解释论的作用，进而积累符合基本权利性解释等法解释的准则，将其作为从行政法规范中读取权利的媒介。但是，这样的学说并未得到支持。在法国，通过客观法实现公共服务的理念与私人利益的关系也未必在理论上得到明确表达。

公权力的行使也包括在国家的权利对象之中。本文依据的是LouisTrotabas明示补订之处的第3版。[22] 2.对于作为组织和法人的公行政，可以从下述内容中更详细地看到奥里乌的说法。(3)民众诉讼，即以选举人资格以及其他不涉及自己法律上利益的资格提起的请求纠正国家或公共团体机关不符合法规行为的诉讼(第5条)。

在德国，将权利损毁作为行政行为撤销诉讼的法定诉讼要件，在判例上采用保护规范说作为权利损毁的判断基准。德国的主观权利概念含有在理论上缺乏安定性的问题。

这种客观法的论证过程自身就是日常的法解释论等，并不奇特。第二，欧盟法、欧洲法院的判例以及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也在要求强化权利保护及其裁判程序保障。

但浮现的问题就是，能明确区别这两种场合和法的处理吗？进而，如果要宽泛理解实施行为，原本假定为经济交易而形成的法的交换观念[27]有时也不适合作为在法上把握国家行政活动的行政主体与私人之间关系的概念框架。[33] 但从救济实体法上权益或者解决实体法上纠纷的观点来看，越权诉讼的审理范围完全不涉及事实评价，判决形式也仅限于撤销决定，因而，未必就能说越权诉讼具有充分的实效性。但是，上述(1)以下的观点具有启发意义，在实体法上的公权上也有必要考虑超出个别利益的要素。越权诉讼是撤销行政机关法的行为的客观诉讼。这里，在阐明客观法与主观权利区别并适当关联的理论平面基础上，试着提示这一关联的理论框架。——译者注 [12]详见橋本博之「フランス行政法における全面審判訴訟の位置づけ(二)」国家学会雑誌102巻11=12号(1989年)657頁以下、682頁以下。

管理公共服务事业是国家作为具有自主权、责任和财产的法人而从事法的交换的实施行为(opération)，其中也保持着公权力的特权。(2)判断事实行为和客观性法的行为违反法规则(刑事责任和侵权行为责任)、事实行为和法的行为侵害客观性法的状态的诉讼是客观诉讼(判决在处罚诉讼中是条件行为，在赔偿诉讼中是主观性法的行为，在撤销诉讼中是客观性法的行为)。

下述观点也在学说所说的趋势之中：(1)行政法规范以及据此作出的行政行为多数是以调整相互冲突的各种私益为目的，可以用该私益为主观权利提供基础。参见山本隆司前揭书，第262-263页。

本文采取的径路是从行政法领域论及客观法与主观权利的关系问题。(2)不是适用客观法的规则，而是通过课予主体特殊义务的具体、个别的主观行为(契约等)产生主观的法状态。

——译者注] [26]与奥里乌明确区分理念和利益的评价相关[小島慎司『制度と自由』(岩波書店、2013年)176頁以下、288頁]。[51] 四、展望 (一)程序法平面中客观法与主观权利的关联必要性 如果要概述德国和法国行政法中客观法与主观权利的相关讨论，已然明了的是，两国未必成功地区分两者并明确关联起来，两者的明确关联是理论上的基本课题。[16]但是，这一区别是以违法行为的性质还是以被违反的法规则、受侵害的法状态等的性质为基准进行区分，并不清楚。(3)集团成员的主权阶段。

译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伊藤洋一『フランス行政訴訟の研究——取消判決の対世効』(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116頁。

在私人公权的类型上，他举出了公共服务直接利用者的权利、要求合法行政行为的权利等。如前所述，日本是将处分撤销诉讼作为主观诉讼来说明的，但在主观权利的概念上却并不像德国、法国那样有讨论的积累(另外在德国，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一般也不作为一对概念使用)。

但是，不仅如此，还有必要考虑下述利益：(1)为了以社会全体预防性保护个人利益而保全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可分的)利益(例如，公共安全)。但是，无论是谁，都确实是将选举权定位于公权论中的重要论点。

(二)客观法论证过程中的利益要素 第一理论平面是判断什么符合客观法的论证过程。[2]雄川一郎『行政争訟法』(有斐閣、1957年)10頁以下、48頁、50頁以下驻外外交人员在远离祖国的环境下工作，他们的一举一动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是中国形象的窗口，因此要特别强调忠于祖国和人民， 维护国家根本利益。[4] 代表作品有：刘松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保证宪法实施的地位和作用，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3期，第85-89页。

在这个基础上，忠于执行、遵守、维护等宪法和法律文本中出现的、一切有助于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行为都可以纳入拥护的涵盖范围之内。首先，宪法单列强调了宪法在法秩序体系中的最高位阶。

这就需要进一步厘清宪法宣誓与修宪之间的关系。《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中同时出现了拥护和效忠，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3] 代表作品有：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第20-33页。文章来源：《北大法律评论》第20卷·第2辑（总第39辑） 进入专题：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